见到太子，他第一句话就是：“殿下，从三月到现在，你给臣的二十万两银子已经全部用完，到现在一钱银子都不剩了。”
朱慈烺心说萧汉俊真是“狡猾”，知道我要搞晋商，要有钱了，所以提前和我哭穷。板着脸：“银子会有的，不过晋商和建虏勾结之事，你到底查清了多少？”
萧汉俊微微一笑，取出两个信札，呈给太子。
其中一个尤其厚。
朱慈烺取了看，厚的一封是萧汉俊已经调查详实，可以确定的一些事情，朱慈烺看后触目惊心，就像他猜测的那样，张家口名义上的交易对象是蒙古喀喇沁部，但实际上交易的对象是建虏人，蒙古人只不过是建虏使用的白手套，所有从张家口获取的物质，蒙古人连一成都用不到，剩下的九成都是在为建虏服务。
盐铁，茶叶，布匹，中药，这些也就罢了，辽东本地多多少少都有些产量，加上有朝鲜那个破口，大明已经很难用这些东西封锁建虏了，所以最让朱慈烺愤怒的其实是两项：一个是粮食，另一个是制造火药的必需品，硫磺和硝石。
这两项物资都是辽东不能自给，同时也是大明非常稀缺、严格管控、决不允许流向建虏的战略物资，但照萧汉俊的秘密调查，每年通过张家口流向辽东的粮食和硫磺硝石，不在少数。
萧汉俊列举了一些例子，查到了晋商在张家口囤积粮食，盐铁，硫磺和硝石的几处秘密地点。
只要大军一到，全部查封，这就是如山的铁证。
当然了，这些事情并非是萧汉俊一个月，而是上任军情司照磨的第一天，就依照太子的命令，开始着手调查的，将近半年，终于是有所收获。
朱慈烺越看心情越沉重。
那么张家口的情况，朝廷到底知不知道呢？
关于第一点，张家口和大同马市交易的主体是建虏，而非蒙古喀喇沁部，喀喇沁只是白手套的事情，大明朝廷心知肚明。故意装作不做有两个考虑，一来是力求稳定宣府边防，自崇祯九年，重开大同和张家口的马市之后，建虏就不再侵扰这两个地方，宣府兵和大同兵可以比较大胆的参与其他地方的战役，而朝廷对这两个地方的拨款，每年都在下降中，间接的减轻了朝廷的财政压力。
崇祯十一年，时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曾经就此事上过一份奏疏，言明利弊，而崇祯帝接受了卢象升的建议，同意与建虏操纵的蒙古部进行合法贸易，先求稳定宣府边防，再设法离间满蒙关系。同时也能从张家口贸易中获取急需的战马。
而建虏则想要从互市获取需要的粮食和盐铁，所以崇祯九年之后，建虏再没有攻击过宣府和大同，以求保证贸易的继续。
就这样，双方各怀鬼胎，张家口贸易得以存在，即使是在松锦之战最激烈的时候，张家口贸易都没有停止，松锦之战结束之后，张家口贸易更是一如往常，丝毫都没有凝滞。
张家口贸易保证了宣大的稳定，但却丝毫不影响建虏从关外和蓟镇向大明发起攻击，明朝君臣曾有过的一些宏图远略，比如离间满蒙关系什么的，几乎全部落空。
并非没有朝臣反对，但出于种种考虑，加上晋商集团的游说，大明朝廷最后还是默许了张家口贸易的存在。
第二个问题，张家口走私粮食硫磺和硝石之害，朝廷知道吗？
应该说，朝廷是不知道的，或者说，不知道有这么严重。
在设立马市之初，朝廷就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检查制度，所有交易的物资都要经过层层检查，确保没有禁品，才可以和蒙古人交易。但有违反，都是杀头的大罪。
只不过制度设计的再严密，在架不住人心的贪婪，到现在为止，张家口大部分的检查制度，都形同虚设，只要给银子，官员和士卒们才不管你车上装的是什么呢，给银子就放行。
朱慈烺越看越心痛，崇祯十一年，卢象升做宣大总督时，还能令行禁止，对走私有相当遏制，但现在却已经完全崩坏了，这其中，有两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是时任宣府巡抚的李鉴。另一个则是宣大总督江禹绪。
晋商能在张家口为所欲为，自成一体，没有官员的保护是不可能的，而宣大总督江禹绪从七品的口北道（张家口）分巡道，宣府巡抚，一路做到宣大总督，对宣大事务极为熟稔，和晋商关系良好，崇祯十四年，周延儒起复为相，作为周延儒门生的江禹绪被第一批提拔。从宣府巡抚直接擢升为宣大总督。
吏科给事中章正宸极力反对，以为江禹绪初为巡抚，尚未有政绩，不宜再提拔为总督，但反对无效，章正宸也因此得罪了周延儒，被谪戍均州。
历史上，周延儒在十五年倒台后，江禹绪被顺理成章的撤职。
而宣府巡抚李鉴为四川安县人，崇祯元年进士，崇祯十五年时巡抚宣府，十十七年初被罢职，之前的经历，史书记载不详，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崇祯十七年，被罢职的李鉴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宣府，李自成的大兵就到了，宣府太监杜勋和总兵开门迎贼，巡抚朱之冯自缢殉国，李鉴则被闯军拷拿钱财，等到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他聚众杀了大顺宣府守将，投降建虏，做了清朝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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