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治的话，武媚娘略一思索，笑道：“三郎，熊津都督府的职责首要是镇抚，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又有何不可？
再则如刘仁愿奏折所说，可暂命阿弥为代都督，待百济事定，便可取消，又有何好担忧？
都察寺是恶犬，现在把这条恶犬放在敌国里，岂非正合适？”
武媚娘的话，令李治陷入了沉思。
良久，他拍了拍掌：“媚娘提醒的是，临时任命，暂代都督一职，无品无级，行不良人之事，对眼下的百济，确实是一剂良药。
如此，我才能将苏定方抽出来，投入一场对大唐更重要的战役。”
“三郎能如此想，我也替阿弥高兴，他有能力，只是缺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
“机会我给他，能做到哪一步，就看他自己了。”
李治意味深长的道。
正是有了这次李治与武媚娘的对话，熊津都督府代都督之职，才会落在苏大为的头上。
这本是无奈之举。
王文度的暴毙不但引发半岛新一轮的格局变化，而且也大出李治的预料，将他原本的计划完全推翻。
大唐的名将能将不少，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去处。
不是想抽调，就能马上抽出来的。
西边，维护着大唐与波斯大食的贸易，河西走廊，草原诸部，这部份需要重点巩固，包括安西都护府，一系列的举措和人员，几乎耗尽了大唐半数的力量。
此时在东边，所能动用的力量，是有限的。
“陛下命我为平壤道总管，此次率军前来，为的不是百济，而是高句丽。”
刘伯英目光从苏大为到刘仁愿面上扫过。
整个公廨内的空气为之一静。
这个消息对苏大为来说，算不上意外。
但在此时经由刘伯英的口说出，则有别样的意味。
刘仁愿反应极快，向刘伯英拱手道：“陛下的意思是要对高句丽用兵了？”
刘伯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其它：“去岁十一月一日，扶余义慈及扶余隆、扶余泰等五十八人被大总管苏定方献俘于东都洛阳则天门。
大总管前后灭三国，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
朝廷为庆祝攻灭百济，赐天下大酺三日，并加授苏庆节为尚辇奉御。”
这消息现在还没传到百济，以致于在军中的苏庆节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自己阿耶灭百济之功，已经跟着鸡犬升天。
“苏定方战功如此，军中谁不羡慕，现在自英国公李积以下，人人上表，向陛下献言，愿为先驱对高句丽用兵，以全太宗未竞之功。”
这当然是表面上的一层理由。
更深层的则是，武人们需要军功，军事贵族必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新目标去征服。
否则，养兵有什么用？
这些军中勋贵岂不是被边缘化？
至少在这个阶段，大唐的国策，还是积极向外扩张的。
也怪苏定方灭百济太过迅速，让李治心下认为，自己的确是找到了灭高句丽的正确打开方式。
太宗时期，虽然也曾启用张亮为水军都督，水陆并进去征讨高句丽。
但那时大唐水师的力量还是太弱，并没有真正形成跨海大量投送兵力的能力。
但是到了李治这个时期，大唐水师已成。
灭百济便是明证。
此外，占有了百济，便能从前后两个方向，去夹击高句丽。
这正像大汉与匈奴人争河西走廊一样。
“张掖”，张帝国之臂，断去敌人的臂膀，让帝国有能力伸出手，从敌人的弱点给予痛击。
征服百济的意义正在于此。
受到吞并百济的鼓舞，李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灭掉高句丽，祭拜太庙，以告慰太宗皇帝了。
“总之，征高句丽已经提上日程。
具体的方略，要等陛下进一步的诏令，我等只用奉命行事便好。”
刘伯英抚摸着花白的胡须，目光又落到苏大为的身上。
而苏大为，此时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历史上，显庆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治任命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率兵分道进击高句丽。
龙朔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又以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兵进军平壤。
五月二日，唐军作战部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同中书门下三品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统率大军及诸胡兵“水陆分道并进”，以讨伐高句丽。
平壤即高句丽都城。
大唐此番布置，与征百济时所动用的力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从始至终，在李治眼里，只有高句丽才称得上是大唐的敌人。
百济，只不过是不听话的属国，不遵天可汗之命，所以略施惩戒。
现在，在惩罚过百济后，大唐终于要对高句丽动手了。
李治很急，欲毕其功于一役。
这一次战争，他几乎集齐了大唐现在所有能动用的能将、名将，光是大总管便任命了五位。
征百济时，只任命苏定方一人为神丘道大总管。
这个重视程度，对比十分明显。
正因为李治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高句丽上，百济在大唐军事版图上的地位，就便得有些鸡肋。
既需要借助百济的地利，为征高句丽提供辅助之力。
又不想也不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在百济本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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