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春成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的中巴车，去邻省淳安县的县府所在地排岭镇，也就是现在的千岛湖镇。
那个时候，他上小学年龄没到，因为太皮，爷爷奶奶又不想带他。他爷爷奶奶在农村里，属于那种不勤快的人，爷爷最大的嗜好就是赌博，年轻的时候家里穷，没有赌资，当时抓赌又抓得厉害，他爷爷偷偷从家里挑了一担地瓜丝干，就钻进了后面的大山里。
一群人挑着担子，在山上聚赌，赌的就是大家挑来的地瓜丝干，或者是老玉米，再没有东西，从家里偷偷挑出一担当猪饲料的麦麸，或者酒糟也是好的。
碰到公社派出所得到消息，公安带着公社民兵连的民兵上山来抓赌，大家就把担子一扔，做鸟雀散，四下狂窜，隐匿进大山里，公安和民兵们，没抓到人，挑着一担担的担子下山，然后直接进一户户人家抓人。
那时置产不易，别说是像箩筐和扁担，就是连家里的碗，碗底也是刻了字的，缸破了碗破了，还有人走村串户，上门来补。
那些箩筐和扁担上，都用红色或黑色的油漆，写着某某某某年某月置办的字样，公安和民兵，根据上面的字，直接就能找到人。
盛春成的爷爷，每年都会被带走两三回，带走了就让你义务劳动，说是接受教育，去水库或者开公路的地方挑石头。
所以每逢有什么项目开工，也是公安和民兵抓赌抓流氓最积极的时候。
等到盛春成出生，他爷爷已经没有这么荒唐，主要是更年轻的赌徒们，已经看不上这些没钱的老赌鬼，不会和他们玩。他们自己，在村里和家里的名声早就臭了，威信也已扫地，子女们不给他们钱，都被别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些老赌鬼们，钱没有，赌性还在，每天还是凑在一起，一毛两毛地这样小赌赌，连警察从他们边上走过，都懒得管他们。
盛春成的爸妈开上中巴车后，有了钱，也一直没有帮他爷爷奶奶翻新房，就是怕他爷爷，有了新房子后，说不定哪天会把房子都输掉。没想到这没人要的旧房子，最后还成为了盛春成一家的庇护所。
他大伯感叹说，自己的父母亲在世的时候，一天到晚埋怨两个儿子，不给他们起新房。大伯说，要是起了新房，现在也是人家的，春成，你们一家，大概连个躲雨的地方都会没有，这就是天意。
爷爷这么不着调，成天在外面，家里的事情，就都变成他奶奶一个人在做。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大事，山里人家，连田都没有得忙，有的就是一些家务，但家务事就这样，你勤快的话，一会就可以干完，也可以拖拖拉拉，让自己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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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妮那个时候刚断了奶，由奶奶带着，奶奶就觉得自己要养两头猪，七八只鸡，还要带孙女，已经是天下最忙，也是最辛苦的人了，每次盛春成爸妈回去，她都会和他们唠叨半天。盛春成爸妈，怎么还敢把盛春成也放在家里？
加上两个人开上中巴车后，人活络了，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新认识。盛春成是他们的独子（那时还没春明），他们望子成龙的心是有的，放在家里，还担心跟着赌鬼爷爷学坏了，他们就自己带，每天出车的时候，盛春成就跟着坐在车上。
碰到客人很多，车里坐不下的时候，妈妈会让盛春成下车，把位子让给客人，和他说，不要乱跑，就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盛春成满口答应。
可问题是父母开着车回去乡里，再回到排岭，最少也要两个多小时。路没有多远，主要是到了乡里，还要等客人坐满再出发，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盛春成怎么可能在中巴车站，老老实实地等两个多小时，往往是父母的中巴车一启动，他也就跑开，跑到排岭街上去玩了。
盛春成最喜欢去的，是一家在当时已经为数不多的国营商店，钟表刻字店。店在原来排岭百货大楼的一楼，百货大楼已经分割成一间间的小店面，租给个人老板，从事各种经营，只有这钟表刻字店，因为刻章属于特种行业，不是谁都可以经营的，而被保留了下来。
钟表刻字店的面积不大，大概十几个平方，进了大门，一边柜台是刻章的，另外一边柜台，是修钟表的。盛春成每次去，里面都是同样的两个人，刻章的柜台，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脸色苍白到没有一丝血色的男人。
而钟表柜台那边，则是一个五十多岁，戴着圆形老花镜的男人。眼镜架上还系着一条链子，他站起来和柜台外面的客人说话的时候，老花镜就挂在他的胸前。
钟表柜台里面的墙上，和玻璃柜台里面，挂着摆放着各种钟表，有老式的上发条的自鸣钟，还有后来的各式机械钟表，绝对不会有电子钟表。
盛春成曾听到钟表师傅，面对一位拿着一块电池表来修的顾客，很不屑地说：
“这种电子手表不用修，不走，都是因为电池没电，换个电池就可以。”
顾客说：“我已经换过电池了，还不走。”
“那就扔掉好了，反正这种电子货，本来就不值钱的。”钟表师傅和客人说，客人白了他两眼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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