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数十年的苦功，谁有这样的决心？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教，可愿意自己二十年的苦劳，最终也不见什么效果吗？可他仰慕我大明新政的成果，恰在此时，又有郑晨这样的人，自以为只要总结一丁半点新政的经验，就可成事，需知……为政者与学者的思维，是不同的。学者闭门造车，只需去检验得失，却不知时务，偏偏学者提出的办法，其实恰恰最切合人心。”
张安世在这顿了顿了，才又道：“之所以切合人心，是因为学者忽视掉了做事的艰难，并不曾想到，新政的铺开，是先从财富的积累，一点一滴的剪除掉阻拦新政的隐患，还有无数人为之奋斗和辛劳的原因。却一味只盲目的认为，只要下达了某个政令，便可如何如何。此等学者，看看他的书，也就得了，还真有傻瓜照着他们的方法去做，岂不是比郑晨这样的人还要愚蠢？”
胡广：“……”
众人的面色在此时也不免起了一些变化，有人一脸顿悟之色，有人面露纠结，甚至有人认真细思起来。
张安世则是继续道：“只是足利义教这样的人，他绝不愚蠢，恰恰相反，据我所知，此人乃是中兴之主。可连他这样的人，却做出这样的蠢事，在我看来，其实……这都是贪婪和急于求成的结果！”
说到这里，张安世似有感触地叹了口气，随即又道：“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倘若足利义教来向我讨教新政，我对他言：新政要成，要数十年苦功，需要数十年的财富积累，需要悉心的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需要厉兵秣马，随时预备平定一次次的叛乱，甚至到时反对你的人，可能是你的至亲，到了那时，你也不能手下留情。完成了这些，在数十年之后，才有三五成成功的可能，可更大的概率，是身死族灭。”
“那么……这足利义教，还会愿意相信我吗？同样的事，他去求教郑晨，郑晨却告诉他，新政容易，只要修改律令，只要颁布一些诏令，那么很快就可水到渠成，短短数年之间，就有成效。这足利义教，会愿意谁？就说这辽东，辽东若是发生叛乱，那么有人提出，辽东苦寒，且各族林立，想要真正消灭一切隐患，就比如朝廷数十上百年不断的经营，才可最终消除一切隐患。可另一人却说，辽东的事，太容易了，三年时间，只要三年，便可平辽。那么……人们愿意相信前者还是后者？”
张安世道：“新政的难处，不身在其中的人，谁能知晓其中滋味，这二十年来，陛下这样的马上天子，排除一切艰难险阻，诛杀了多少不臣之人，又有多少文吏和校尉，前仆后继，即便如此，这二十年来，更不知遭遇了多少的风险，才有今日，这法令和诏书乃是新政的成果，是因为一件事，办成了，最终通过政令和诏书来予以确认，而非是因为有了诏书和律令，只要颁发下去，就可水到渠成。所以……这倭国内乱，其实早已注定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众人听罢，不管方才如何心情复杂的，此时都纷纷露出了苦笑。
就连朱棣也慢慢地琢磨出了味来，不由笑了笑。
倒是胡广似乎还有些不甘心，便道：“可前些时日，分明……倭国的消息……都很好……”
张安世道：“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胡公，我早说过，别人的话，不可尽信，士绅如此，商贾也是如此。其实恰恰是因为商报的好消息太多，我才断定，这倭国的内乱，已至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胡广皱眉道：“为何？”
张安世道：“很简单，开了海贸，大量的海商纷纷抵达倭国，从中牟取了暴利，若非如此的暴利，这商贾们，又怎会如此欢天喜地的赞颂倭国的新政，由此可见，倭国新政最直接的受益人，恰恰就是这些海商。”
“贸易的增加，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倭国贫瘠岛国，岛上又没有太多的特产，生产的技艺，又远不如我大明，现在却是海商云集，那么必定是有大量的海商，将我大明的各种珍奇，运输往倭国，也必然造成倭国数不清的金银外流，也就是说，这样的贸易规模越大，非但不会使倭国更加富裕，反而会直接破坏倭国的生产，使大量人……彻底失去生业，唯一得利的，除了我大明海商，便是少部分依靠进口我大明商货的倭商，而真正受害的，却是倭人无数的军民百姓，人们只晓得海贸能带来财富，却殊不知，天下的财富，乃是恒定的，我大明的财富自海上得来，那么必定会有一方受损。”
“海商们得到了暴利，称颂倭人的新政，对其大家赞扬，又有什么奇怪呢？反正得利的乃是什么，损失的却非他们，何况，他们也没有欺骗，海贸确实是扩大了，而且，倭人也确实有不少商人，也跟着大发其财！乃至于……倭王也从中，借征税的手段，得到了好处。只是……他们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消息，对于这些海商而言，他们既不在乎，也不会关心，甚至……对他们而言，他们只需和口岸里的少部分倭商打交道，其他的人，与他们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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