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家洛将俞震华的家人送到南昌的同时，代表康熙来谈判的索额图也来到了临江城。
索额图从离京开始就很低调，一行人打扮成商人南下，根本不敢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道理很简单，康熙并不是真的想谈判，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若是消息传出去，天下人都会觉得康熙怂了，打不过沈墨了，所以才要谈判。
如果那样的话，恐怕不用不用楚军进攻，清廷剩下的半壁江山都会自己先乱起来了。
这一路上行来，索额图是百感交集，心情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一路上并不平静。
京畿附近还算好，算得上天下承平。但是离开京畿后就没有那么平静了。
除了山贼水匪强盗这些绿林势力活动频繁了许多之外，流民以及乱民也越来越多。
好几次在水路上他们的船只都遇到了打劫的水匪，若非船上都是好手，一出手就很强硬的震慑住了那些水匪，索额图这会估计都被人当成肉票了。
沿岸的难民也越来越多，尤其在山东境内的时候更是明显增多。
难民们成群结队的沿着运河移动，寻觅着一块可以让他们能活下去的地方。
这还是难民，最多只是沿途乞讨，并不敢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但是那些乱民就不一样了，他们拿着各式武器四处抢掠。虽然目前因为规模还都比较小，没有冲击城池的实力，只是在乡下活动。
但是却已经对地方的统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许多乡绅地主为了自保，组织家丁跟乱民对抗。
有些财力雄厚的豪绅地主的家丁人数人数已经超过了千人。
这些家丁当中就有许多失地的农民以及彻底卖身给乡绅地主们的佃户。
之所以能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卖身佃户，一来是因为清廷连续多年用兵，除了不断的加征税赋，抽调壮丁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农民们活不下去了，自然就会抛弃土地，因为种地活不下去了。
二来因为南方地区尤其是湖广被楚国攻占，清廷失去了主要产粮区，导致了北方缺粮严重，粮价暴涨，乡下的农民不种地了，城里的百姓也吃不起饭了。
人吃不饱肚子，自然会起来闹事，所以流民就越来越多。
三来就是客观原因，今年开春一来，连续数月北方大旱，尤其是山东河南这些产粮区更是严重。
土地干的都快裂缝了，天上的日头一天比一天毒，种子撒下去都干死了。
更别说因为太饿，许多百姓都把种子煮了吃了。
各种天灾人祸，让北方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在这种背景下，流民和乱民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流民们讨不到粮食的时候，自然就会开始抢掠。一开始也许只是抢粮食不伤人，但是一般的百姓家里也是没用余粮的，有余粮的都是地主乡绅。
地主乡绅自然不会轻易地自己的粮食给这些流民的，流民自然要动手去抢。
这样一来双方就会打起来，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
流民就变成了乱民。
为了抵抗乱民，乡绅地主们自然就会组织家丁，发给他们武器来跟乱民作战。
乱民们战斗力差，为了能抢到粮食，所以就会聚集成规模更大的乱民。
地主乡绅的家丁人数也会越来越多，双方的对抗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
清廷的地方官府和绿营兵一开始还有能力救济和驱赶难民，可是随着难民越来越多，官府根本救济不过来。
爆发民乱的地方越来越多，清兵四处镇压，但是往往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边刚镇压下去，那边又起来了，各地的清兵疲于奔命，叫苦不迭。
官府无力镇压，只能默许地方豪强乡绅自己组织家丁抵御乱民。
无形之中，清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已经不知不觉间下降了许多。
如果说楚国是清廷最大的外患的话，那么内部的民乱和地主武装的兴起就是清廷最担心的两大内忧。
这两年跟楚军交战，清廷损失了大量的精锐，再加上钱粮缺少，北方动荡，清廷已经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康熙了，就是秦皇汉武复生也只有选择谈判这一条路可以选了。
正因为这一路上的见闻，让索额图明白这次的谈判会非常的艰难。
北方发生的这些事情他索额图知道，沈墨更没有理由不知道。
大清处于如此窘迫的境况，而楚国却是兵强马壮，民心高涨，而且占领多是富饶丰腴的鱼米之乡，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跟大清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
这次说是去谈判，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大清去服软认怂的，恳求沈墨给大清一丝喘息之机。
楚国强势，大清弱势，将心比心，索额图暗忖若自己处于沈墨的位置，肯定也不会轻易地答应谈判。
就算答应，也会狮子大开口，提出各种非常苛刻的条件来。
但是皇帝并不是真心让自己来谈判，只是为了让自己拖延楚军北进的步伐，给朝廷争取平定北方的时间。
所以这一趟南下根本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谈判成功，朝廷获得了喘息之机。可是以沈墨的精明，必然不会在朝廷履行约定之前放自己离开。
一旦沈墨发现自己骗了他，一定会勃然大怒，自己性命肯定不保。
可若是谈判失败，那皇帝交给自己的任务就算失败，回京之后皇帝也不会饶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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