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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京师陷落，宗庙不保的消息不过十天多一点，已经由陆路驰道陆续传到了徐、淮一带，然后被飞骑传入南京。
最早的消息含糊不清，只知道破外城的贼兵很少，鄣仪门守备太监开了城门投降，所以京师瞬间陷落。然后便是正阳门和朝阳门一带有发炮和交战的动静，再下来，逃难到淮安的官员士绅都含糊其词，根本说不清楚。
倒也难怪，除了留在京师预备投降的，这些官员士绅早就居住在外城，行李什么的也都准备好了，一有动静，立刻举家南逃。他们十之八九就是在罗虎破鄣仪门的同时就开始出城，最多呆到了朝阳门爆发激战以后的时间，这样一来，内城是否坚守，而皇帝和太子是否出逃，这些最要紧的消息和大事，就是懵懵懂懂，一无所知了。
这样的情形，当然使得人心不安，普通的小民百姓还多半蒙在鼓里，而稍有身份的士绅，特别是留都南京的大佬们深知大事不妙，因为自从三月初接到皇帝的天下兵马勤王诏之后，京师方面就再没有任何的官方指令，所有的消息全部断绝，留都大佬们每天都齐集会议，然而一无所能，每天只能是相对发愁，长吁短叹之后散会，第二天依然如是。
大佬们如此，下头自然是暗流涌动，各种神仙都是各施其法，乱纷纷自行其事，一时间，泥沙俱起，从徐、泗、到凤、寿、淮、扬，整个长江南北，到处都是飞骑联络的信使，各镇和地方官吏之间，彼此联络不断，互相商议大事，相形之下，留都方面因为行动太过迟缓，到现在也没有拿的出手的章程，无形之中，地位和权威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了。
在此时此刻，以兵部尚书而督师五省军务的孙传庭的地位，无形之中便是水涨船高，变的特别重要起来。
在从陕西一路到山西，再渡河到河南，然后最后又到山东驻节，几个月间，孙传庭带着自己的抚标部队，与高杰所部一起，绕着北中国各省走了一个大圈，说来也怪，这般辛苦，这位督师大人却并没有瘦下去多少，只是人变的更黑了一些，又因为在陕北时就是夺路逃命，平时的大轿是没有办法坐了，在很多关隘险道连车也坐不成，几个月的风霜辛苦吃下来，精神倒是健旺了很多，身体也打熬的比以前强上很多。
只是流贼迫近京师之际，孙传庭原本是要誓师北上，但关键之时，驻在河南正阳的花马刘先走，然后是山东总兵官刘泽清再逃，两镇一走，他和高杰势成孤军，自己原本就是千里逃亡才到山东，而此时孤军北上，未免太过不智。
况且，皇太子早就有过吩咐，局面演变到现在的地步，不妨先随高杰南下，底下的事等皇帝和太子也南迁之后再说。
有此吩咐，孙传庭便是也与高杰一起南下，到达徐州之后，因知此地是南北要冲，如果要北伐恢复，徐州就是必要的战略要地，就算是暂且只有划江而治的打算，徐、淮一带也是非守不可的。
自古以来，守江必守淮，没有徐淮的上游屏障，仅凭一江之隔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孙传庭的督师衙门设在原本的徐州府正堂，从大门到二门，仪门，内宅门，一切关隘都由衣甲鲜亮的督标士兵把守，孙传庭的中官都是跟随他多年，全部是在陕西选取出来的漂亮英俊，而不失武勇的关中青年俊彦，所以用来站班守备，十分的具有威仪，令得前来参见孙传庭的大小官员都无形中受到震慑，没有见面就开始胆战心惊。
这种威风凛凛的仪卫，再加上他的地位，还有高悬在公厅正中的“尚方宝剑”一起，都是他不可冒犯轻忽的督师身份的一部份，哪怕就是高杰这样的农民军出身的悍将总兵，到了如今的这种局面，仍然是对孙传庭敬畏有加，就是因为孙传庭驭下有方，绝不会在任何时候叫部下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犹豫迟疑。
在这一点上，他很自负，也确实有自负的理由。
此时此刻，孙传庭就对镇守南京的史可法有绝大的不满！
史可法，方正有余，机变亦有一些。而最大的软肋就是进取不足，为人处世是没有问题，但涉及国家政务，就显的优柔寡断，信心不足。
早在孙传庭刚到徐州之时，就写信叫人快马送到南京，劝史可法与他一起联名，一个是镇守留都的阁部大臣，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有十足的号召力，而孙传庭自己则是督师大臣，与高杰一起握有重兵，两人联名号召，命令黄得功等镇即刻起行，齐集在徐、州、凤、寿等地，然后由史可法领头，以勤王或是北伐之名，北上援救君父，最少，要造成一种浩大不可侮的声势出来！
闯贼在山东没有多少兵马，河南一带也很空虚，而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士绅和官吏也不停的在给流贼的伪官政权添乱，闯贼在很多地方都无法治理。
这样的局面，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自然是四方响应，局面就会大有不同。但不知道为什么，史可法对他的提议反应冷淡，而四镇中除了高杰一镇可以为孙传庭掌握外，其余三镇也根本对他不加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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