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这个时代的许多地方一样，山南地位最高的是武人，只是这种地位的崇高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在山南，百姓对于军人是尊崇，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是在武力威吓之下的屈服。在山南，能当上兵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虽然死亡的担心一直会困扰军属，但物质激励和政治宣传之下这种担心被尽可能地冲淡了。在山南官员将一笔笔抚恤和花圈送到山南军属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表现都很平静，甚至很多人的泪水是为李严而流的。
当兵打仗，生死是常事，大帅给不但给军属钱帛还给永业田田契倒不是常事了，不感恩那是没良心……按断文识字的先生们的说法，这正是大帅的仁处。
说起那些“先生”们，这也是山南武人地位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下文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有可无的，但山南却没学他镇对文人视若猪狗，而是对人数有限，但影响不小的文人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
有实才的尽量让他们做官，按照表现委任、升迁，这些人目前已经形成了山南文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军队的态度一般也都比较友善。
纯粹文艺训诂的也要做官——一般都在山南民政司的教化处或者艺文处，这些人一般是可以不上班白拿钱的，只要不捣乱，偶尔创作出讴歌新生活或者为政府的政策找到经文依据的作品还可以拿润笔。当然，教化处的一般会被安排创作任务。
对于那些既没有多少实际才干，文学水准也一般的，只要通过了考试和政治学习，山南政府就会每个月会发给津贴，确保他们不饿死，若是愿意任教职，他们甚至可以过上在山南都是中上等的生活。这个群体是山南地方教化也就是政治宣传的核心——他们虽然本事一般，但还是比较受当地老百姓尊敬的。
至于少数“居心叵测”的，山南也没有像对付政敌一样随便戕害，监察司定期地折磨他们：漫长的会议、不定期的学习……
乱世的人腰杆子软，劲草少得可怜，加上山南本地或者流浪来的文人数量不是很多，在巴掌加甜枣的政策之下，很快就成了山南军阀政治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人成了山南宣传的扩音筒。因此，李严和山南军队的形象确立很顺利，发展很迅猛——先生除了教授传统的经义诗赋，还有一项重要科目就是《大唐山南思想与政治》。
学生们未必懂得书里面李大帅讲的是什么，但是周围都只有一个声音，他们很自然地成了新一代的李严拥笃。学生都是男孩子，谁不想着骏马大槊，张弓搭箭？谁不想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大帅还有规定：大凡是十岁到十四岁的，识字的少年都必须在州县接受一个月免费军训……
精装版“安州自卫反击战”的过程一传开，李严在年轻一代心目中的地位又高了一层，而像刘鄩、陈泽这样的年轻的名字更是被镀上了迷人的金色。
从军！投考讲武堂去！
大好男儿郎正是从戎时！
几年的时间，勉强温饱的山南狂热起来。这些都是山南文官系统，确切地说是李胤烨的功劳。李胤烨是中国很少数在求学期间就钻研政治手段的文人，对于权谋之术深有研究，入李严幕之前理论上已经和他那个一代权相的高祖几乎达到了同一高度，在三川与李严长谈以后，他又开始吸取李严的一部分后世观点，得到应用机会以后逐步加以现实化，最终建立起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宣传系统。当然，这套宣传系统的有效除了有超越时代的新方法和和对百姓深刻的了解程度以外，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一是经济、二是特务。
只有给百姓留下的足够他们维持体力来接受，官方的正面宣传才是有效的，否则造反言论非常容易活跃起来。若是现在山南还是一穷二白，饿殍满地，李胤烨的政治宣传就成了讽刺丑剧，而实事求是地说，李胤烨于经济之道并不擅长——尽管他非常看不起本朝政治上做得很失败的刘晏和杨炎。
山南非常态的经济形式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是因为制度本身有极大刺激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执行者的正确把握。在李严看来，现在的山南经济很是古怪，比较类似于后世某国短暂执行的一个经济体制。而目前山南这个体制是经过山南的经济的执行者加以改良才确立的，事实证明：现在的体制比起李严草创的要好很多。
目前经济山南的主要机构是战备司和民政司。大体来说，战备司负责统筹，民政司负责操作。这两个部门的主管都做得非常出色。
年轻的梁震一开始“为求一饭而沦落幕中”（他自己说的），凭借自己的见识很快得到了升迁，最终放弃了报效朝廷的想法。在学习过李大帅关于工商兴国的理论以后他也曾经心潮澎湃，想放手试验一把。可惜他的计划却没人支持，甚至于李严看过以后也只是批复了两个大字四个小字，大字是“不可”，小字是“很有想法”。
梁震是聪明人，很快明白过来，即使是夺取江陵以后他也没再谈那个计划，将主要精力投到了经济统筹和对制度的逐步改良上。他很庆幸自己跟了一个能够从善如流的“明主”，他的提的意见经过修改讨论以后大多数都实行了，他所举荐的王羡等人也都一一被安排在了合适的岗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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