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可笑，在大周这个类似于华夏古代的封建社会当中，人们喜欢把皇帝说的话当做是神明降下的旨意。
还美其名曰圣旨。
还说什么皇帝没有错，错的只会是臣子，指挥使治下的百姓们。
何其荒谬的说辞。
可就是这样的理念，在历史长河之中横亘了数千年，成为了人们骨子里都认可的东西。
人生来便有高低贵贱之分，泥腿子就是泥腿子，成不了什么金凤凰，这些个落后的愚民思想，成为他们人生信条。
殊不知昔日的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大秦治下的区区一个亭长罢了，位置也就是和现在的里正差不多。
柳家也不是什么高门大户，世家大族，可随着制度慢慢的演变，上位者们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自己手中的全力，于是乎一系列的
儒家那一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谓忠君爱国的思想境界，已然根植在所有大周百姓的血脉之中。
百姓愚昧，大字不识，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农民们一年到头唯一的想法就是多种点粮食，祈盼风调雨顺，能有个好收成，商人们就想多挣点钱，多贩卖些货物，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
而这些期盼，都是为了让生活能过得更好，让未来能够有点盼头罢了。
他们才不管皇帝是谁，地方官一任才三年，谁知道三年之后又换了谁来，所谓的圣旨对于他们而言，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可偏偏就是这东西，在那些个官员们，世家大族们的眼中，却拥有者无与伦比的威严。
一块黄布，两根卷轴，还有一个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的印鉴在他们眼中，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黄布难找吗？一点儿都不难找，只要随便一个染布坊都能够染出黄色的布来，不过能够被选来当做圣旨载体的黄布，自然是世上最顶尖的布料，只有贡品里头才能找到。
不是别的染布坊不会做，而是不能做。
连名字和皇帝的名字有一个字重合了的都得避讳，更何况是这些皇帝独享的东西。
可想要弄到能够充当圣旨载体的黄布难吗？
一点都不难！
再说笔迹，皇帝写圣旨很少亲自动笔，一般都是翰林院的官员代笔，写完之后上呈给皇帝过目，然后在誊抄到圣旨的卷轴上，送去御书房给皇帝再次过目，加盖印玺。
不过一般像什么诏书之类的，皇帝若是能亲自动笔的，还是会亲自动笔的。
就像申酉年兖王发动的那场叛乱，永安帝便起笔写下了诏书，让罗网将其送出汴京，交到了昔日还只是禹州团练使赵宗全手上。
卫允手中的那卷圣旨，那卷被卫允当做倚仗，当做通行证的管家御笔亲书的圣旨，其实不过是卫允手底下的人仿照永安帝的笔记所写。
至于盖在落款处的大印，那就更简单了，这世上会雕刻印章的人多了去了，找一个技艺精湛的老师傅，仿着圣旨上面的盖着的大印再刻一枚便是。
就这么一份假的不能再假的东西，却让卫允一路畅通无阻，若不是卫允阻止的话，只怕沿途的各州府还要大献殷勤呢！
而卫允手中的圣旨，但凡是看过的人，没有一个怀疑其真假，陕西的一众官员如是，卫允一路东行所遭遇的官员亦如是。
圣旨便是圣旨，尊贵无双，这世上又岂会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圣旨，若是事发的话，那可是重罪，无异于谋逆。
没有人敢做可不代表这不能做，时间百姓愚昧者居多，可也有那么几个看的明白的，秦末大泽乡之中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是最好的写照。
在旁人的眼中，不论是王则还是黄舟，他们所掀起的叛乱都是大逆不道的，是为天下人所不容的。
可谁又会去细细斟酌，仔细的思考，若非是因为受尽了苦难，若非是因为世道艰难活不下去了，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这种要株连九族的事情。
卫允心里清楚，这世上没有千年的王朝，历朝历代，哪一个开国的皇帝不是功勋彪炳，文治武功无人能及。
可他们的后代子孙呢？
秦二世而亡，强如大汉也不过数百年的国祚，江山便再度易主，唐朝不强盛吗？不繁华吗？可结果呢，也抵不过李唐皇室子孙的折腾，无尽岁月的侵蚀，沦为时间长河之中的一粒尘埃。
如今的大周虽然与卫允所知的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可立国也不过百年，重重弊端便彰显出来了，看似国力强盛，蒸蒸日上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是早已经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
为何这几年叛乱时有发生，难道当真是偶然？
在卫允看来，这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想要真正的让华夏民族屹立在世界之巅，想要让这片大陆恢复统一，就必须要变革；必须要为大周未来的发展，寻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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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五年七月十八，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这一日的汴京城，整个上午还是一如往昔般繁华，街上人流涌动，行人过客，士子商贾，往来不不绝，偌大的汴京城，就如同一张描绘着世间百态的画卷，栩栩如生。
可过了午时三刻之后，就彻底的变了。
原本大开的皇城宫门骤然关闭，城墙之上，一排排甲士手持刀枪，好似在砖石铸成的城墙之上，又建了一睹钢铁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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