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82）
事实上，崇祯的确有很多的奏章需要处理。他桌面上的满满当当的奏章，都是今天从内阁转来的。这是一天的量，而不是累积起来的量。自从登基以后，崇祯都坚持每天的奏章每天批阅，绝不过夜，除非是生病了，连笔都拿不起来。
一般来说，奏章在到达皇帝这里之前，会有内阁的批示，拟出大体的处理意见。皇帝看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过一过目就算了。有些皇帝甚至自己都不过目，直接将奏章交给司礼监处理。刘瑾、魏忠贤的权力，就是这样极度膨胀起来的。
但是，崇祯登基以后，所有的奏章，在内阁批示以后，他还要亲自批示。原因很简单，他信不过内阁。当然，这是心照不宣的，没有人会说出来。崇祯在十七年的时间里，换了五十位阁臣，换了十五位的刑部尚书。大臣的变更如此的频繁，焉能维持内阁的正常运转？
因为崇祯太勤劳，内阁的批示基本不顶事，有的甚至被崇祯臭骂，慢慢的，内阁这边，干脆懒得批示了，有奏章直接就转给了崇祯。崇祯也不怕辛苦，只要是有奏章，都必然要处理完毕，才上床就寝。由于奏章太多，他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个时辰不到。
内阁转过来的奏章，是分了几种颜色标签的，分别代表不同的类型。红色的，是军务。蓝色的，是民政。黄色的，是皇室宗亲。青色的，是锦衣卫送来的。紫色的，是东厂送来的。还有其他的颜色，不一而足。
现在放在案头上面的，最多的就是红色的。这充分说明，在崇祯朝，军事斗争乃是第一要务。在度过二百六十七个年头以后，大明朝已经是一片的风雨飘摇。在关外，在关内，都处于一片的战乱当中。
东北的鞑子，龙精虎猛，越打越强，控制了辽东之地不说，还深入到明国的内部来抢掠。对于鞑子，明军已经基本没有反击之力，只能被动的防御。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是掌握在鞑子的手里。
这些红色的奏章，有相当部分是从锦州、山海关前线送来的。情报反映，辽东的鞑子，又开始有活跃的迹象，只是不知道鞑子准备有什么动作。辽东监军高起潜于是伸手问崇祯要钱要粮，要增加军队的数量，结果被崇祯大骂“窝囊废”。
陕西的民乱，情况也不是很好。洪承畴是有能力的，卢象升也是有能力的。崇祯要两人倾力合作，将民乱尽快的镇压下去。但是，两人不断的发动进攻，的确是斩杀了不少的乱军，却是没有办法将其剿灭。因为，乱军四处出击，行踪飘忽，根本不可能将他们全部围困在一起。
陕西民乱，是典型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军错过了车箱峡那样的大好机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由于乱军实在是太狡猾，官军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其中，最大的损失，莫过于曹文诏的死。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在辽东从军，随熊廷弼、袁崇焕等抗击后金军。以功历官游击、参将等职。崇祯三年（1630）七月，擢升延绥东路副总兵。次年四月，杀害起义军首领王嘉胤，以功擢临洮总兵官。继在陕西晋先后击破多支农民军，受命节制陕西、山西诸将。后调之大同。
崇祯七年七月，鞑子入寇大同，曹文诏固守怀仁。因失地，论罪充军边卫。山西巡抚吴甡保荐，乃复命为援剿总兵官，立功自赎。崇祯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真宁湫头镇（今甘肃正宁）被农民军包围，自刎而死。
幸好，从总的局面来说，官军还是占据了上风的。陕西乱军已经不可能像当日在河南的时候那样，聚集起几十万人的兵力了。曹文诏的死，只是一个意外。崇祯下令厚葬曹文诏，以激励其他官军的士气。
还有山东的张准……
一想到张准，崇祯就有点恼火。
他自觉，对张准已经足够仁慈的了。默许他提督两府一镇的军务，这是大明朝开国以来，总兵官从来没有过的权力，即使很多勋臣权贵也不能做到。但是，张准还是不满足。张准居然又跑到了河间府来了。张准来河间府做什么？白痴都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这个张准，真是个祸害。不将他彻底的消灭，朝廷实在是不放心。但愿吴三桂和许定国两人，能够将张准撵出去。不过，想到张准送来的鞑子的首级，崇祯内心又非常的矛盾。明国内部，好像张准这么能打仗的，还真是一个都没有。要是张准能够帮忙对付鞑子，那该多好啊！
“嗯？”
忽然间，崇祯看到了一份奏章。可能是奏章的内容有些突兀，崇祯情不自禁的露出惊讶的神情。但是看完奏章以后，他的眉头，又情不自禁的牢牢的紧缩在一起。
这个奏章是史可法送上来的。史可法从张准那里得到鞑子即将入寇的情报，回到京城以后，立刻报给了兵部，请请兵部加以核实。但是，兵部尚书张凤翼，根本不相信，还冷嘲热讽史可法是多管闲事。史可法一怒之下，干脆写了一份奏章，直接送到皇帝这里。
按理说，这是不合规矩的。史可法不管军务，又是六品的官员，又不是言官，按照常规的途径，根本无法将奏章送到皇帝这里。这种奏章，在内阁就被截留了。如果没意外的话，史可法还会被追究责任。不过，可能是由于奏章的内容，实在是有些惊悚，内阁不敢截留，才送到了崇祯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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