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齐政也是接触过不少下到地方考察的部委代表。
一般来说，这些代表有两种心态。
要么是一副老好人态度，该看看，该听听，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是一副找茬态度，对于地方的一切都抱着批判态度，怀疑安排好的一切。
眼前的贺明哲显然是后者。
他目光炯炯地瞅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齐政，在等着齐政回答的同时，脑海中甚至已经想好了反驳的思路。
他又不是对农村屁事不知，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
就拿农业规模化来说，规模化首先要流转土地吧。但在农村，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并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在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即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不愿放弃土地，甚至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流转。
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仍处于非稳定状态，部分农民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或是自己最后的保障。尤其是无条件外出打工或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更不愿流转土地。
那么问题来了，嘉谷系合作社遍地开花的背后，有多少农民蒙受了委屈而无法声张？
他是知道的，土地流转被不少县乡各级政府视为可以显现的政绩，在推动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带来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地方干部普遍采用“做工作”的方式，使他们在威逼利诱下“同意”流出土地。
另外，由于很多农户愿意将土地流出，这很容易对不愿流出土地的农户造成“群体压力”——因为农村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按人口平均分给了每个农户，若想流入连片的土地，必须征得所有涉及农户的同意。若大多数农户同意流转，就算有人不愿意流转，但他的地卡在中间，而周围人愿意流转，这样就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人总喜欢与大众保持一致，而不愿被看成“异类”。
嘉谷系合作社的农民就都那么听话？都唯嘉谷马首是瞻？贺明哲一点也不相信。
这样的问题，提出类似问题的考察代表，齐政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张司长就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齐政也露出淡散的笑容：“如何赢得农民的信任？嘉谷的法宝是不与农民争利。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种农资，分毫不加出售给农户，降低农资成本；收获的农产品，与农户签订购销协议，保证收益高于自种……像我们这样能为他们谋利而且重信誉的公司，农民不听我们的话，听谁的话？”
“就这么简单？”贺明哲心中怒吼：要是都这么简单，谁做不到啊！凭什么就你嘉谷独树一帜？你这三言两语的，敷衍谁呢？
他觉得齐政这“软绵绵”的答案，让他辩驳的期待都降低了不少。
但齐政半点与他争辩的心思都没有：“听着是简单，但百闻不如一见，你何不自己观察呢？”
眼瞅着一脸淡定的齐政，贺明哲在心里“哼”了一声。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嘉谷肯定在前面安排好了一切。
虽然他们的考察没有提前通知，但部委有时候漏的像筛子似的，他毫不怀疑嘉谷能提前收到风声。
谁还没点人脉呢？
贺明哲还想说什么，张司长却摆摆手，率先向前走了。
贺明哲缀着张司长和齐政，并看着齐政懒洋洋的背影，心里默念道：我一定会找出破绽的。
入冬的中原大地，麦田绿意渐浓。在嘉谷系一个合作社的麦地里，远远地看见几位社员正在察看小麦长势。
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社员们一个个年纪都不小了——看上去起码五六十岁了吧。
包括张司长在内，既感到惊讶又不是那么惊讶。
不惊讶的地方在于，五六十岁的农民依然耕田种地，在农村是很常见的。
虽然自2009年各地农村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年满60周岁的农民就开始每月领取了养老金，理论上，这标志着农民在达到60周岁时，就要退出农村劳动力的序列了。
但现实是，农村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即使在农村消费低的状态下，也不足以实现有效的养老，只能当作养老生活的有益补充，根本无法像城镇职工一样实现颐养天年式的养老。只要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他们就会咬牙坚持，自己能赚一点是一点。
而惊讶的地方在于，农业公司一般追求“劳动力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农业雇工以辅助性劳动为主，主要从事大型机械无法完成或现代农业技术无法完全克服的操作环节。别说老人了，就是壮年，也可能会因为素质不能满足需要而被拒绝。
嘉谷系合作社这算什么操作？是作秀呢？还是作秀呢？
这一刻，哪怕是张司长，也觉得嘉谷是提前做了准备。
齐政依然淡定的一比。
贺明哲眼珠子一转，拉着一位称作赵老汉的老社员：“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赵老汉狐疑地打量了几眼贺明哲以及张司长等人，道：“58了。”
“您是合作社的员工吗？”
“嗯。”
“那以您老的经验，谁的地种得更好、产出更高，是农户自个，还是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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