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头河大战，清军绿营的无能表现让周士相审时度势，一改先前的保守战役即定部署，改为下令全军向番禺进发，一边做出进逼广州的姿态，一边则分兵在番禺、顺德、增城等广州府辖县境内活动。
其实以太平军现在的实力是没有办法攻打广州城的，虽说鹿头河打赢了，可步军左营也是损失惨重，战前3000满员兵力，现在只剩下1400多人，这会就算周士相调集香山所有的太平军北进，单从兵力上仍是无法超过清军的。因此放弃战前拟定的，在鹿头河设伏成功后便全军迅速撤退回香山，抓紧时间消化这次胜利成果以便积蓄更大实力进行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略是很不明智的。
后方的宋襄公在知道周士相率部越过鹿头河往番禺进逼后，曾使人快马捎来他的书信，信中对于周士相的决定自然是大为质疑的，强烈要求周士相应立即停止这种不明智的举动，马上率军退回香山。
周士相给宋襄公的回信中阐述了他之所以要冒险北进的原因所在，他认为现在广州方面已经不可能再抽调足够的绿营来对付太平军了，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来对付太平军。
随着广州绿营在鹿头河的覆没，清军在增城、番禺基本上是丧失了对太平军的进攻力，那些分散在各处的小股营兵能够在太平军的兵锋下存活下来都已是奇迹，何谈能够对太平军造成重创。
广州绿营是广东绿营的三大精锐之一，另两支精锐一是肇庆绿营，另一支则是潮州绿营，这两支绿营兵一个要承担粤西防守重任，另一个则要承担福建郑氏的压力，尚可喜和李率泰除非脑子坏了才会把他们大老远调来打太平军。
现在广州绿营全军覆没，广州还能够调动的绿营兵力也就是驻防三江口一带的营兵。据张安情报说，三江口防线的清军大约有六千多人，其中两藩麾下的汉军旗兵有近两千人，绿营兵则大约有四千多人。
这四千多绿营兵大半却不是广东本地的兵，而是从江西、福建过来的客兵，其中一支就是由邵九公的老上司赣州总兵孔国治统领的江西兵。
三江口防线的重要性不亚于新会城对于广州的意义，更何况去年腊月陈奇策和朱统刚刚指挥明军进攻过三江口，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迫使三江口的清军不能动弹一步。至于顺德和南海等县的驻防营兵，周士相也不认为他们有可能被调出来攻打太平军，一来这两县要担负三江口防线的支援，二来两县营兵数量并不多，相对太平军已近上万的规模显然是不值一提的。
结合张安情报和因鹿头河大捷对清军的重创，周士相判定广东总督李率泰现在已经无兵可调，广州还能派出来围剿太平军的也只有平、靖二藩手下的汉军旗兵和驻防广州的满州八旗兵了。
这两支兵马都能对太平军造成威胁，且都有重创太平军的能力，但周士相在反复思量之后还是做出了北进的决定，番禺的地形和步军右营在鹿头河对汉军旗骑兵的表现是他下这决定最大的底气。
广州境内各府县虽平原和丘陵各半，但平原地区却是水系极其发达，往往不到数里地就是一条河流，因此根本不适合骑兵大规模行动，这从鹿头河之战清军只是出动了满州八旗一个牛录和汉军一个牛录就可看出。
最重要的是，步军右营的两旅铳兵在鹿头河全歼汉军旗骑兵的表现让周士相对步军右营的战斗力空前看好，在对方不能出动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前提下，有这2旅铳兵做为中坚对抗清军，再加上其余营头和炮营的配合，周士相怎么算也有七八成的赢面。
时不待我，机不再来，趁他病要他命。既然广州清军没法再对太平军造成大的威胁，周士相自然要到对方的腹地去走一遭，这样既能打响太平军的名头，也能在清占区筹措粮草，最大程度摧毁满清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使得广州清军不能再在这些地方获得粮饷，而太平军则能通过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锻炼军队，获取给养，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太平军所经地区的百姓在太平军“搜刮”之后会有何后果，周士相尽量不去想，他只会用自己已经下令不得乱杀人，不得***掳掠，带走那些愿意走的百姓来安慰自己，似乎只要这样做了，他的良心就是大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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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头河之战太平军共歼灭广州绿营总兵林进忠以下2600人，俘虏1800余人，另歼灭镶蓝汉军旗一部400余人，广东总督李率泰的督标300余人，马队120余，缴获火炮37门，其它武器军械不计可数。
鹿头河大捷是自新会之战后太平军打出的另一大胜仗，消息传至香山，知县廖瑞祥组织全城百姓举城欢庆，宋襄公也是开了一天酒禁，允许留守的太平军和百姓们可以酒庆祝。
良字乡盐巡所大使郭绍在闻听大捷消息后，悄悄使家人将数十个放到马车上的包裹搬出放回原处。
与郭绍有同样行径的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在县衙为太平军工作的秀才们，各乡一些被太平军“劝过粮”的地主和士绅们如何表现，则是不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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