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相口口声称今后太平军将一改从前流寇做法，改以建设根据之地以供战事所需，然在攻打增城、番禺、顺德等县时，太平军所行的却仍是流寇手段。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太平军大规模搜掠占领区内的“战略物资”，并以“自愿”为名将青壮大量迁往香山，虽然至始至终，太平军的主力营头仍然坚守了“不杀人、不放火”的五条军纪，但翻墙倒柜般的掠夺粮食和盐铁行为仍使当地百姓蒙受巨大损失。在此过程中不乏有村民自发组织团练反抗太平军，由此带来一定程度的伤亡。
二次鹿头河大战全歼塔音布部，周士相才稍稍着手改变了一些过激政策，允许不愿随太平军南迁香山的百姓可以留有一定口粮，对反抗强烈的村子也不再强行攻打，以免百姓无谓伤亡，并且大力宣传百姓若不随太平军南迁则势必会受到清军报复，但是这些补救措施来得太晚，截止太平军撤军时，增城、番禺、顺德及新安部分地区的百姓死伤已经超过千人，被焚毁的村寨也达到了十多处。
随着两次鹿头河战事的全胜及清军在增城、番禺、顺德等乡下统治的瓦解，越来越多的绿营兵和土匪、强盗加入了太平军，使得太平军的新建营头不断增加，达到了十几个，新附兵的数量也从起初的千余人上升到了六千余人。
这些新附兵的军纪败坏了到了极点，仅以增城义勇营俞天恩部为例，在夺取增城向太平军纳降之后，俞天恩便使部下在四下抢掠，屠镇屠村不下一二处，美其名曰要向太平军周大帅纳粮完税。若有不从，即视为心向鞑子而大加杀戮。
新附兵在各地的破坏性抢掠令得太平军在这些地方的名声大坏，周士相也不是不想约束这些降兵，但是这些降兵来源复杂，且各自都据有一块地盘，彼此也十分分散，令得急于班师回香山的太平军没法抽出兵力，也没有时间对他们用兵。到了后来，周士相索性也不去管他们，任他们自生自灭去。
秦智生强烈反对放任这些新附兵不管，说这些土匪降兵打着太平军的旗号捞尽好处，但坏的却是太平军的名声，长此下去如何得了，等到广东百姓人人都视太平军为敌寇时，再想弥补可就来不及了。现在就算太平军一时没有能力去将这些新附兵都纳入太平军的体制中，也应该派出官吏接手这些新附兵所控制的地盘，尽力维持地方治安，约束新附兵的军纪，阻他们对百姓的祸害，而不是这样放任下去。
周士相没有理会秦智生要求派员整肃降兵的请求，一来他手下真没有这些人手派出去，二来太平军两次北进已经扩员很多，自身还没来得消化，哪里还有余力去整编那些新附兵。三来他私下以为这些降兵虽然不堪，但好歹也有数千之众，算是一股不大也不小的力量存在。
眼下广州清军前后被太平军消灭了七八千之众，短时间内广州清军已经没有能力大举对香山用兵，这从塔音布被歼以后，当面的清军噶来道噶部便收缩回广州可以看出。
两次北进，第一次周士相是想从清军占领区获得粮食，第二次则是在抢粮之余消灭清军的一定力量并彻底破坏广州周围府县向清军供应粮草的能力，使得广州地区清军只能从潮汕地区调粮，而不能就近解决粮草来源。这势必会加重广州清军的负担，也会影响他们的用兵能力。
可以说，周士相设想的两次北进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消化这两次北进的战果，将随太平军南迁的百姓安置于香山各处，等到夏粮收割后再发动一次北进战事，一点点的割清军的肉，放他们的血，直至太平军有能力进攻广州城。
这段时间内，香山需要绝对的安全和稳定，太平军的重心也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那么有数千新附兵马屯散在广州附近，无疑是替太平军挡在了前头吸引清军的目光，这对太平军而言是件好事，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名声的受损而矣。
乱世之中，人命本就如草芥，周士相能做的就是将随太平军一起南迁的百姓安顿好，让他们不被饿死不被杀害，至于那些被新附兵祸害的百姓，他也就只能抱以愧疚之心了。名声嘛，刀把子够硬，名声就好；刀把子不硬，再好的名声到了刀笔吏手下，都是猪狗不如的。
人，没有完美之人，事情，也必然没有完美的事。
十全齐美这种好事放在当下这个时代，只能说是一种奢望。
回到香山后的周士相召集了一次百户以上的军议，在这次军议上，周士相正式提出五大区的概念。
五大区指得是核心区、边缘区、沦陷区、友军区、中立区。
所谓核心区即是以香山为主的太平军主要地盘；边缘区就是香山周边的地区；沦陷区即清军占领区；友军区自然是指被明军控制的地盘，而中立区则是指那些被既没有归附满清也没有归附南明的势力地盘。
太平军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核心区不受清军威胁，核心区的百姓也绝对不能受到太平军的侵犯。而边缘区内的势力必须接受太平军的指挥（主要为新附兵），太平军可以默认边缘区自主征粮征税，打太平军的旗号，在清军进犯时也提供保护，前提就是边缘区的势力必须向太平军交纳一定钱粮。同时，太平军也会约束边缘区势力对当地百姓进行保护，而不是一昧杀戮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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