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周士相满心欢喜的将自己这一又能稳定物价，又能聚敛财富的计划跟宋襄公说了后，却遭到对方的激烈反对。
“这军票不过一张薄纸，以薄纸当钱用，百姓哪个认得？...大帅想法是好，可咱大明开国之初时也曾用过这薄纸当钱用，称之为宝钞。然而这宝钞用了后，军民百姓却是谁也不认它，年年贬值，洪武时宝钞一贯能买米一石，宣德年连五文钱都不值，所以正德时干脆就废了钞法全用银两铜钱....我知现在银钱花的太多，大帅又要准备西征，处处用钱，说是流水也不为过，然便是再缺钱用，大帅也不能想出这用纸当钱使的法子，军士百姓们虽然不识字，但这一张纸如何收得？...大帅真要强推此法，恐军心民心都要动摇啊！”
宋襄公这番话让周士相不亚被兜头浇了一分冷水，细细思量，推行军票的确是有些想当然，可是若不发行军票，如何解决银钱短缺的问题呢。
宋襄公道：“古代聚钱之法除了大征赋税，盘剥百姓外便是铸钱。”
周士相问：“如何铸钱？”
宋襄公道：“当然是铸银钱和铜钱了。民间流通的银子，铜钱成色、重量不一，大帅不妨将这些银两和铜钱回收，新开铸钱厂，将收上来的银子和铜钱改铸成制式统一的新钱。铸钱有钱息，银七锡三，甚至银六锡四都可以。只要咱们铸的新钱成色足，样式新，百姓必然接受，新钱一旦流通开来，便等于什么都没做，就能从每枚新铸钱中赚三成钱息。”
周士相听后，脑海中立时闪过“袁大头”及前世所用的一元硬币、五角硬币。仔细寻思，立时便接受了这铸钱法，不过这钱怎么个铸法却是又为难起来，永历马上就要完蛋，难道自己还要铸“永历通宝”不成？
“铸大明通宝！”
宋襄公看出周士相担心，一语掷地，又告诉周士相，当年绍武政权在广州成立时，大学士苏观生便有心要铸新钱好发军饷，于是叫几个从南京工部逃出来的官员组织了批工匠准备铸新钱，岂料绍武政权太过短命，四十几天就叫清军灭了，故这新钱连模子都没弄出来。那几个工部的官员和工匠也叫尚可喜抓了去，太平军破广州后，这帮人就落在了太平军手中。先前一直没用得上这帮人，眼下既要决定铸新钱，这帮现成的人手自然就能派上用场。
周士相大喜，有了现成的铸钱工匠，铸新钱自然不是难事，只要保证份量足，样式新便可。不过另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才能将百姓手中的银钱和铜子回收上来。
这个宋襄公倒是一时也没什么好主意，周士相想了想后告诉宋襄公，他还是要发纸票，不过这纸票叫粮票，上面并不注明值多少钱，而是规定能买多少粮食。从前宝钞信用太差，且拿纸当钱用在百姓看来太过异想天开，可若这粮票能够实实在在的买到粮食，那就是变相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了。
太平军现在推行的是建村设乡、集体耕种，保证粮食产出的一系列制度，所以百姓除了应向官府缴纳的田赋外，剩下的粮食也要优先卖给太平军，因此各地的公库除了负有保管太平军缴获的战利品外，还负有储存粮食的职责。换言之，公库实际就是粮库和银库的结合体。而这个世道，粮食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银子再多，你买不到粮食，花不出去也是无用的一堆金属而矣。
周士相要发行粮票，以避免直接发行可当钱使的纸币不被百姓认可，从而让太平军政府的信用受到打击，而要让百姓认可接受粮票，首要便是能确保持有粮票者随时随地能在就近公库买到粮食，且足斤足两，毫无克扣。这一点事关粮票能否成为变相货币存在，故周士相必须要严格把控，同时在各地兴建大小粮库，以方便百姓纳粮、买粮，减少当中的消耗。同时，持粮票购买粮食要比拿银钱买粮便宜一成，人都是贪便宜的，只要粮票能多买到粮，便能让绝大多数人选择粮票，信任粮票。
只要太平军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供官兵和百姓兑换，百姓便不会把粮食放在家里。粮食这东西存久了会坏，卖给太平军的公库换成钱或是换成可以随时兑换出来的粮票当然是好的。对周士相而言，发粮票是为谋利，可在百姓看来，周大帅发的这粮票却是大大的德政，既能让他们赚到实际好处，又能让他们减少屯粮风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百姓的抗风险能力能高过拥兵数万的周大帅。
很少有百姓知道现在广为宣传的岳爷爷转世、兴平伯周大帅实际是抢劫起家，若他头上的风险大了，周大帅会立马将风险转嫁出去。清廷那边可是称呼周大帅是贼秀才的。
只要可以实实在在兑换，粮票信用就会建立，和粮食同等物价的货物自然可以通用。时日一久，百姓就会放弃手中的银钱和铜钱，转而用粮票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而在这个环节上，大量的银子和铜钱就会流入到太平军手中。太平军再通过铸新钱的方式谋利，铸成的新钱还可去清占区购买物资，甚至贿赂满清官员，从而达到经济蚕食的目的。另外，太平军还可拿新钱到澳门买枪买炮、聘请西洋技师，开展海外贸易谋取暴利。这样一来，银子就能发挥比在百姓手中更大的价值，也能让太平军的财政变得宽裕，有了宽裕的财政便意味有了可持续的战争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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