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臣是带兵的人，自然知道竹竿削尖了可以杀人。想当年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时，军中就曾装备大量竹竿用来对付倭人的倭刀。历代农民起事，也曾大量使用竹竿作为武器，一来竹竿易得，二来便宜，易于上手。不过因为不知道松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王辅臣也不敢妄自猜测。
据王辅臣所知，前阵在松江等地的清欠确是得罪了许多士绅地主，可那些敢闹事、敢反抗的多半都被治了罪。清欠并不曾针对百姓，士绅又被摧毁了大半，百姓无人煽动如何敢私下谋逆，这松江发生什么事叫大帅如此恼火呢。
王辅臣下意识的去看手中的急报，可说来惭愧，他马鹞子其实也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军中开展识字运动，大办识字班，他马鹞子却愣是一次也没参加过。因为其是镇将，一镇之首，镇里的安军大使拿他没办法，总不能报到军帅府，说镇将不肯识字吧。和王辅臣一个德性的还有瞎子李，一马一步二大将，端的是两个大老粗，文盲一对。
周士相没有注意到王辅臣脸上的尴尬之色，只在那愤愤道：“还有那些教民是怎么一回事？谁给他们的胆量围攻县衙的？这是造反，是谋逆！...那知县汤某不晓事就罢了，蒋国柱身为一省巡抚，也不晓事吗！他脑子想什么呢，教民散了就没事了？为什么不抓不杀？...不抓一批，杀一批，教民便不会知官府厉害，下次再弄出个大师傅来，是不是也要和这次一样充耳不闻，只求他们散了便能结案？便能天下太平了？...糊涂，愚蠢！次次如此，教民们只会胆子更大，只会越来越不惧法，不将官府放在眼里！...这朝廷法度一旦不能给人震摄，还能称之为法度吗！国家无法可依，地方无法可行，国家还能为国家吗！”
钱塘江水波澜不惊，王辅臣却感觉到了齐王殿下胸中正在涌起波涛，这番话的背后，只怕满是齐王殿下的杀机。
“教民之事，照我看和寿宁的盗户倒是异曲同工，不过盗户之事乃小患，归根结底是当地官府不作为，怕惹事，若有作为，行得霹雳手段，便不会有盗户之祸。刁民畏法，而不讲理。晓之以理不如晓之以法，好言安抚他们不若砍上几十颗人头。世上本无刁民，法度坏了，不能威摄，这刁民就会应运而生。对付刁民，与他空口白牙讲上若干大道理，有狗屁用，他们唯一怕的是死。但要他们知道会死，便自然会学着奉公守法。姚文龙在寿宁差事办的就很好，大刀阔斧，该杀就杀，该抓就抓，该灭门就灭门，该灭族就灭族，几桩事做下来，寿宁不是没了盗户之患，百姓不是不敢再争做盗户了嘛。”
周士相亲自将姚文龙外放寿宁，对这个新会同乡也十分看好。姚文龙在寿宁的作为也确是让周士相感到满意。事实上，对付刁民或者对付不服“王化”的敌人，太平军有过很多处置经验。最早在香山时，铁毅和蒋和就曾在几个乡将当地大户士绅灭族了几姓，结果全香山境内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再也无人敢和太平军做对。“建村设乡”运动亦得已迅速推行下去，使得初到香山的太平军在立足未稳之际就能充分动员香山全境的人力、物力，奠定了接下来的反清军三路围剿作战胜利的基础。
反观现在发生在松江的教民事件，周士相就深感太平军的老传统在近年缺失了许多。这老传统就是够狠，够毒，够灭绝人性。现在不是打天下，不是同族改朝换代，是汉民族为了存亡而进行的抗争，故讲不得仁义。死了的敌人才会让人安心，死了的鞑子才能让汉人安睡。不论在此过程中死了多少本不应该死的人，至少活下来的汉人能够挺起胸膛活着，能够骄傲的宣称我是汉人！
江苏方面对教民事件的处置结果让周士相深感不满，事情的前因后果军情司派驻松江的人员早就密报上了上来，比蒋国柱转来的松江禀贴还要详细。从中，周士相了解到的恐怕比蒋国柱还多，比那当事人嘉定知县汤某还要详细。
“盗户是小患，教民却是大祸。官府他们不怕，却怕教寺。官府的话，他们不听，却听教寺，你们说，这教寺岂不就成了官府？教寺中人说话比官府还有用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你们说说看，这群教民到底还是不是我大明子民了？”
周士相越说越气，军情司的奏报说的很清楚，那嘉定知县汤某枷死教寺大师傅后，只半日，教寺的人就组织起了城内城外数百教民云集县城。寺中的人还大散传贴，次日云集嘉定的教民就有数千人之多，松江其它地方的教民也都纷纷赶往嘉定。这是什么性质？这是造反！
“不许私宰耕牛，是本王下的严令，不是针对他教民，我汉家百姓也不得吃牛肉，教民安有置身法外的念头！律法既定，除非更改，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以身犯法，不论何人。照我看，这教寺留不得，教民也留不得，居于我朝之地，却不认我朝之法，此乃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周士相沉着脸负手远视钱塘江面，他定性了此事，教民不是大明子民，而是异族。对付异族就要用对付异族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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