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准备听彩虹屁的时候听到“骂声”一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看着一脸愕然的贺明哲等人，齐政还算淡定，身边的助理魏明却忍不住笑了。
“个体观察不能代表总体。”引来注目后，魏明收敛笑容，轻声解释道：“个别人的观察是有偏差的。总体上来说，规模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更高。大规模种植是商业逻辑，不是小农经济的逻辑。小农户精耕细作是以牺牲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经济上并不合算，如果合算的话，所有人都会精耕细作了。”
他算是站在整体的高度说了句大实话。
普通农户的精耕细作单产一定会高？也许在老农个体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全世界的经验证明，如果小农更有效率，那么农业规模化就不可能成为趋势。
站在他们这个高度上，看问题当然要更全面。总的来说，单产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生产管理、生产技术、作物品种等等，与种植规模的大小没有必然关联，比如，美国都是特大规模种植，他们的玉米单产却比我国要高70%，而越南都是小农户，他们的稻谷单产却比我国低。
张司长配合的叹气道：“规模化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这个一定要肯定和坚持。但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全员生产效率有高有低，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他倒是有些理解赵老汉吐槽规模种植户的心情。
这些年，抛开嘉谷不说，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推进农业规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反，正如老农所说，部分规模种植户种植的大田作物无论是单产还是质量都不比普通农户。
问题主要在用工和管理上。种植规模超过几百亩甚至1000亩，经营主体自己肯定忙不过来，一定要雇佣工人，很多还要雇佣管理人员。
但是，有些农民在自己田里干活时非常认真，而给雇主做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如，有的雇工拔草不拔根，第一天拔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有的雇工施肥时为了减轻身上的负荷，在前半段故意将肥料撒得多一些，而在后半段则撒得少，导致肥力分布不均。由于农业的特异性，雇主或代理人很难对雇工实行量化监督和考核。何况，有的代理人与雇主的利益存在差异，有时对于雇工“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中央在引导发展规模农业的意见中，也不会一再强调“适度”二字了。毕竟，管理好几个人和管理好几十个人，难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张司长继而笑道：“从这个角度看，嘉谷能不断突破边界，当真是个奇迹了。”
齐政轻轻咳嗽一声：“奇迹实在称不上，嘉谷也是一步步试错过来的……”
人们往往只见眼前风光，不见背后挨打。
嘉谷系合作社难道真的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吗？
并不然。
其他人规模种植探索路上碰到的所有问题，嘉谷都经历过不止一遍。
譬如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让农民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更不愿长期流转。如果是村里的还好，大家都认识，农民敢大胆流转土地；但外来的嘉谷，在很多地方刚起步时承包土地只能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经营期越短，嘉谷越无法规划跨年度的种植计划。
又譬如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如果是原本种植的庄稼品种还好，如果弄了新品种，农民因为各种怕风险，需要沟通一次又一次，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
更譬如，嘉谷顺利推广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后，当地农民抱怨嘉谷的要求又高又多，从而反悔想自己干的例子，也没少见。
当然，没良心的人还是少数。但这一轮轮试错下来，成本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换一家企业来，弄不好已经伤筋动骨了。
张司长心有同感道：“变革嘛，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说着还意有所指地瞥了贺明哲一眼。
齐政同样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瞪大眼睛的贺明哲。
其实，齐政多多少少是知道的，农业适度规模化在国内已经达成共识，但在讨论是否应该“农业资本化”的时候，各种意见和争论都有。而作为大众眼中“农业资本化”的代表，嘉谷在风光的同时也被视作一个靶子。
今时今日中国农业显然已走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度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在这个关头，多的是人把嘉谷视作是突破口。你嘉谷再牛又怎样，人家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以后没有机会得罪人。如果能用充足的论证将嘉谷的路线驳斥成渣，就能踩着这颗在农业经济领域冉冉升起的超级新星飞升了。
因为哪怕进化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多数人的思维还是非此即彼的。当他们的屁股选择歪在农民一方，对资本的看法就只剩下“控制”、“剥削”和“侵占”诸如此类的词了。
几乎所有的涉农企业都表示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这种愿望并不奇怪，因为生产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稳定和控制生产。但在国内能获得的可耕荒地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手里的耕地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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